本书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经典著作，通过大量口述史料，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本书特别关注女工处境，以及女工在工厂、家庭、社区的多重身份，聚焦同工不同酬、性暴力、月经卫生等话题，打破男性中心叙事。本书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普通人的故事，值得所有关心劳动者命运的人一读。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录自本书。
天津娼妓的等级结构
文 | 贺萧
来源 | 《天津工人，1900-1949》
在天津出现产业工人之前的很长时期里，妓女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商人和驻扎在城市里的士兵。1884年，主要红灯区在天津城的北门外，恰好就在最大的市场一旁。妓院分为高级的“大地方”和便宜的“小地方”。接客的程序有一套传统的规矩：
每当客到，男仆相迎，让客归坐，即高挑帘栊，大呼“见客”。随见花枝招展、燕瘦环肥，珊珊而来者，几目不暇给矣。或选中某妓，开烟盘，打茶围，名曰坐过。收夜度资之一半也。客有故称不中意而走者，谓之“打糠灯”。
妓院的生活很不平静。嫖客因为不满于照顾不周，或者找不到符合他们美貌标准的妓女，以及纯粹就是来敲诈，而经常制造事端。当地的混混儿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们找嫖客要钱，如果嫖客不给就立刻挑起一场殴斗，而所有这些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某个妓女。一位19世纪的作家叹息说：
温柔乡时为用武之地。
即使在较早时期，天津也已经有其他几个服务于特定人群的红灯区。在紫竹林租界，有广东来的妓女，接待来自南方的富商和外国商人。到了20世纪，又有来自俄罗斯、朝鲜和日本的妓女，服务于外国人。而城西门外的妓女聚集区，后来成为吸引天津男性工人的地方：“亦有土娼数处，所居多矮屋泥垣，迎风待月。”和城北那些举止文雅、头发经过精心梳理的妓女相比，这些人都是些“半老徐娘，地狱变相，颇难令人寓目也”，一位作者这样写道。
20世纪20年代末，天津的阶级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性服务市场同样如此。民国时期，卖淫合法但受到管控，为此，1929年天津社会局着手对天津辖区内的所有妓女进行登记和分类。妓女被分成五个等级和许多亚类，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组是第三等。第三等的妓女每天挣1毛到4毛，而五等妓女挣7分到3毛（作为比较，一名工厂女工每天大概可以挣4毛钱）。
在所调查的571家妓院的2910名妓女中，几乎三分之一是天津本地的。另外三分之一来自河北各地农村，其余的来自北平、山东和其他地区。根据这份调查，有将近60%的妓女是被迫的，30%是自愿的，其余的是被卖、被租或被骗入妓院的。这次调查的正在从事卖淫的妓女，有40%以上是已婚者。
还不清楚这些女子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这一行业的，因为调查记录中没有留下她们的讲述。她们的工人邻居按照传统的想法，认为她们是被从家乡骗来或是被诱拐，然后被卖到窑子里的。妇女的就业选择有限，经济需求的因素无疑要比人们后来所认为的其他原因起的作用大许多。按照市政当局和学术界的调查者们的观点，对工厂女工和妓女所从事的职业需要用不同的框架进行分析。然而，从这些女性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工厂上班还是卖淫，都给那些在不稳定的都市环境中难以找到工作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一个女人能找到哪种工作，跟运气和社会关系有很大的关联，与个人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还有，当时的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既没有这些女性的动机，也没有关于卖淫行业组织的更多细节，他们只对逛妓院的危险性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这些观察者记录下来的最让人愤怒的是第三等及以下等级的妓院，这些妓院分布在谦德庄、“三不管”、西南角和其他工人娱乐区。1936年的一份对天津棉纺工人的调查提到，一些地区的“老妈堂”，主顾都是棉纺厂的工人。这份调查报告称，这些妓院的妓女对男性工人特别客气、体贴逢迎，引诱他们将自己以血汗换来的钱都用来逛妓院，并常常令工人染上性病而没有钱治疗。一份当地的非官方地方志书在1931年这样警告说：
（三等妓女）其毒较一二等者尤甚。更有一种土妓，居卑污地，其中妓女非姿容丑陋即年齿已长，劳动界趋集之。二角许即可留髡，甚有一日间留髡数次者，故其身之恶疾最烈，一经接触即染梅毒，伤身戕命绝种者，千百人中而无例外。……更有一种暗娼，尤为危险，此辈皆无一定之住址，由他处而来，以娼为名而施其欺骗手段，堕其术中小则金钱损失大则性命堪虞，初来天津者，幸勿试此陷阱也。
妖妇、诱惑者、掠夺者甚至敲诈者，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学中妓女约定俗成的形象。对一些天津工人居民来说，妓女的大众形象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有羞耻、厌恶、好奇和幽默的成分，但都被一种道德规范遮掩，即居民们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得体的。陈桂兰还是“三不管”的一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看到妓女，无意中违反了这个禁忌：
9岁时，我跟着一位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去一家餐馆买剩饭菜。在西南角看到一家妓院。回家后，我对奶奶说：“奶奶，那里的人真有钱。他家门口有好多人在结婚。她们都穿着新衣服，还化了妆。”……她们当时正把男人往房里拉。我奶奶说：“别说那个了！”我母亲也说：“别说了！”在那个时候，如果她们要你别说，你就不能说。
后来，我听奶奶说：“她一定是经过了赵家妓院。”后来我才明白了。
此后，她在陈家唯一一次提到妓院，是因为她弟弟的一次好笑的误解：
谦德庄因为那里的妓院而被称作“鲇鱼窝”。刚从乡下来的人以为那里真的卖鱼。我弟弟……曾问我叔叔：“我们能到那买点鲇鱼吗？”我叔叔听了觉得非常好笑。
尽管陈桂兰知道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沉默并没有扼杀她的好奇心：
我知道那是个坏地方。那里的人很脏。她们得了脏病。不过，即使我知道了这些，小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看。我喜欢看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小媳妇”（妓女）。在当时，有哪个穷人家能够穿得起如此五颜六色的衣服？
天津的卖淫业在规模和性服务市场组织的精细程度上，都与乡村不同。它不是一个村里有一两个“破鞋”的问题，而是一个按不同等级组织起来的复杂的行业，以面对高度分化的市场。男性工人成为低等级妓院的主顾。他们通常遇不到那些服务于社会上层的妓女，她们在另一个世界活动。例如，1947年，政府在试图让那些活动于中心城区大饭店的妓女们迁往南市的妓院时，遭到她们的强烈反对。她们不愿意向妓院交费或服从它们的规矩；她们拒绝南市墙很薄的房屋和低劣的生活环境。她们自己组织起来，推选出一个人向市政府和媒体提出她们的诉求。不过，多数天津妓女仍然受制于城市的职业结构，她们的生存选择权非常有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